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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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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條目的主題不是六四清場。
六四事件，又稱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起初稱之為反革命暴亂（2018年底再被官方重新定性[6][7]），後改稱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8][9]或1989年政治風波[10][11][12]，2019年起被官方稱為「政治動盪」[13]，廣義上指八九民運，是自1989年4月開始，由中國高校學生在北京市天安門廣場發起，持續近兩個月的全國性示威運動[14][15]；狹義上又指六四清場，即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示威集會進行的武力清場行動。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猝逝，許多北京大學生與市民便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16]。在部分大學生主導下，原本單純悼念的活動轉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新聞自由、民主政治與結社自由等[17][18][19]。期間最多有一百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示威[20]。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希望與示威群眾展開談判達成和解[21]。

在5月中旬，學生發起絕食行動，促使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陸續集結抗議，表態支持[22]。一連串遊行後，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及國務院總理李鵬為首的強硬派決定以武力解決示威，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前任國家主席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中共元老亦支持出兵[23]。5月20日，李鵬代表國務院宣布北京市實施戒嚴[24][25]，中共中央軍委調動解放軍三十萬兵力前往北京[22]。

最終解放軍在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實施清場並控制了天安門廣場。由於中國官方拒絕提供更多事件資料，導致數據模糊且出現多種版本，單是死亡人數的估計便從百餘人至上萬人都有[26]。

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稱「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對政治風波採取了果斷措施」[27]，進行了大規模逮捕示威民眾和支持者，並鎮壓其他地區進行的抗議活動；同時嚴格控制國內新聞媒體對事件之報導，並禁止外國記者將相關照片和採訪影像發送至國外。國際社會則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武力驅離示威群眾，許多西方國家亦一度實施經濟制裁，並至今實行武器禁運[18]。

六四事件導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被免去所有職務[28]，包括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在內，許多同情抗議活動的中共官員也被降級或免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被提拔為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第三代領導核心[29]。許多參與八九民運的人士則流亡海外，並被政府禁止返回中國大陸[30]。這次風波後，中共黨內強硬派抬頭，改革開放政策停滯，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恢復；原先在1980年代逐漸開放的人權、民主政策等政治改革也暫止進行[31][32]。中共中央機關報在運動中期稱其為「動亂」，後譴責為「反革命暴亂」。至今六四事件在中國大陸仍為敏感話題被嚴格限制討論或悼念[33]，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仍有許多人主張平反六四[34][35]。

1 名稱
2 背景
2.1 經濟危機
2.2 問題浮現
2.3 新思潮引入
3 發起
3.1 胡耀邦逝世
3.2 新華門事件
3.3 學運組成
3.4 四二六社論
3.5 局勢緩和
4 升級
4.1 學生分歧與絕食
4.2 蘇共總書記訪華
4.3 局勢升級
5 戒嚴
5.1 國務院頒布戒嚴令
5.2 撤退與留守
6 清場
6.1 清場令
6.2 木樨地衝突
6.3 進駐天安門
6.4 群眾撤離
7 後續
7.1 後續示威
7.2 加強控制
7.3 逮捕行動
8 傷亡
8.1 死傷人數
8.2 地點爭議
9 反應
9.1 中國大陸媒體反應
9.2 各地反應
9.3 制裁行動
10 影響
10.1 政治發展
10.2 宗教復興
10.3 事件定調
10.4 審查制度
11 文化
12 參見
12.1 類似運動
12.2 相關條目
13 參考文獻
14 相關閱讀
15 外部連結

名稱

六四事件又被稱作六四天安門事件[36][37]、八九民運或是八九學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38]，歐美國家則以天安門廣場抗議（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或天安門廣場屠殺（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稱呼這次事件[39]。

此為1989年於北京市發起的抗議活動，經常被稱呼為「六四事件」，有時候會直接簡稱「六四」。抗議的命名依據，一方面是要和過去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重要活動有一致的命名習慣，包括1919年的五四運動、1976年的四五運動等；另一方面「六四」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天安門廣場、要求抗議群眾撤離的日子，儘管軍隊在6月3日晚上便執行清場任務。當描述事件發展過程，通常會用「八九民運」、「八九學運」等稱呼，亦有人使用「六四運動」描述整起示威活動。批評中國政府鎮壓抗議事件時，中國大陸以外的中文地區則將事件稱作「六四鎮壓」或「六四屠殺」[40]。

在中國境內，上述名稱皆於搜尋引擎或公開論壇上被列為「敏感詞」。為了要繞過網路審查，網際網路上出現許多形容六四事件的替代稱呼[41]，包括有「5月35日」、「VIIV」（「6」和「4」的羅馬數字寫法）和「8平方」（82 = 64）等[34][42]、「農曆五月初一」（1989年6月4日為農曆已巳年五月初一，這個表述一般情況很難被認為是六四的意思），對於「1989年」，則用「民國78年」、「平成元年」等字眼規避審查。

隨著上述字詞在中國網站上傳播甚廣，現在中國境內的多數網站也將這些視為自我審查詞彙。又如，在QQ中輸入「六四事件」會顯示「敏感詞彙」，在百度中搜索「六四事件」則直接顯示「四五運動」（與六四事件同為天安門事件），在百度貼吧裡面搜索「六四事件」「5月35日」「8平方事件」「VIIV事件」都會顯示「抱歉，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相關結果不予展現」。而自198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用數個名稱指稱六四事件，並藉由修改事件稱呼的方式，逐漸降低事件對往後社會大眾的影響[35]。在事件剛發生之際，中國政府將其命名為「動亂」，後升級為「反革命暴亂」，事件結束後以「六四風波」指稱。最後政府將當天的衝突全部改成更為中立的名稱，也就是今日持續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這類短語[35][43]。

西方世界在描述一系列事件經過時，經常使用「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英語：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of 1989）或「天安門鎮壓」（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1990年代時西方新聞媒體經常使用「天安門大屠殺」（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這類字詞[44]，但在近年的相關報導中則逐漸減少[23]。主要是因為絕大部分暴力衝突並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而是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23]。不過「天安門廣場抗議」或是「天安門事件」等字詞，容易讓人誤以為整個示威活動只發生在北京市，然而當時中國許多城市都有出現相關的抗議活動[23]。

背景
經濟危機
參見：改革開放、官倒、價格闖關和1980年代末中國通貨膨脹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大會通過恢復了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黨政軍職務（合稱三副一長），鄧小平正式復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1978年12月召開後，獲得最高權力的鄧小平將改革開放列為重要政策，加速國民經濟發展[45]。

同時鄧小平提拔改革派成員擔任重要的政府官員，其中中共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在1980年2月被任命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分割時任黨主席華國鋒的權力，同年9月趙紫陽則接替華國鋒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1981年下台後，胡耀邦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自此改革派進入中央最高領導層。儘管市場化的經濟政策普遍受到人民的歡迎，但對官員腐敗和裙帶關係的擔憂也不斷增長[46][47]。

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便長期透過中央制定的計劃定價機制，讓商品的價格穩定處在較低水平，但也減少了製造者增加產量的誘因。在經濟改革初期，中國政府採取部分產品價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許價格波動的價格雙軌制作法。但因市場上長期產品短缺而物價較高。部分人則可利用權力以低價購入產品，之後再以市場價格販售，時謂「官倒」[48]。此外，政府的貨幣供應量增發過多且過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廠無法獲得利潤；但1988年減少貨幣供應後，又使得許多金融貸款無法正常兌現[48]。1988年，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議上同意以市場經濟為基礎，讓價格體系得以恢復正常[49][50]。

但價格管制將放鬆的消息傳開後，隨即引起民間恐慌，中國各地民眾大量提領現金並購買商品囤積[49]。中國政府對於民間的反應感到驚慌，不到兩週內便立即撤銷價格改革的政策，但價格闖關帶來的影響明顯延續一段時間，民間社會面臨快速通貨膨脹的問題。在官方提出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報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價於1987年至1988年期間增長30%，許多工薪階層因為無法購買大眾商品而感到恐慌[51]。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許多無法獲益的國有企業也被迫削減成本，讓過去擁有工作保障與社會福利的鐵飯碗開始面臨生活的壓力[51][52]。

問題浮現
參見：中共八大元老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改革派領導人設想知識分子會在往後發揮主導的功用，領導國家實施更多的經濟改革政策。儘管政府陸續設立新的大學，並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額[53]，但情況並未如計劃設想般實際發生[54]。一方面因國家所指導的教育體制，並未充分和市場需求不斷增長的農、輕工、服務業與外國投資等領域結合[55]；另一方面因專精於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生，則必須進入有限的就業市場[53]。新開設的私立企業並不接受國家分配畢業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則由具裙帶關係者取得[56]。條件優厚的工作崗位都被取得後，剩下的職位往往是績效較差的部門，掌握實質權力者則在該領域並無專長[51]。

面對慘淡的就業市場和有限的出國機會，知識分子與學生們認為憑藉處理政治問題將能解決以上問題。

這讓北京市各個大學校園出現了研究政治為主的小規模「民主沙龍」社團[57][58]，這些組織逐漸激發學生參與政治的興趣[49]。受到中國的經濟社會逐漸朝向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名義上仍保留的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也面臨信任危機[59]。對於民營企業的審核制度，則讓許多不良的商人能以寬鬆的法律優勢致富，甚至常在過去強調「沒有窮人」的社會中炫耀擁有的財富[51][60]。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引起民眾強烈的不滿，也普遍對於國家的未來感到幻滅[61]。

然而當人們希望中國政府能有其他改變的作為時，尚未決定「正確道路」的政府部門遲遲沒有進一步的動作[59]。在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和實施後，面對伴隨而來浮現的種種問題，領導高層之間在處理辦法上出現分歧。

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為首的改革派（又被稱作「右派」），主張進一步實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針。藉由設立允許多種想法的渠道，讓民眾能夠表達不滿、並進一步支持改革。但以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陳雲和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為首的激進反改革派（又被稱作「左派」），則認為改革開放已經施行過多政策。因而認為重新加強控制以確保社會穩定，並與中國共產黨書面的社會主義主張一致。但儘管中國共產黨內部因為意識形態而浮現派系衝突，雙方人馬都需要獲得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支持，才能實施各項重要決策[14]。

新思潮引入
參見：第五個現代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八六學潮和胡耀邦下台
早在1978年，魏京生等中國知識分子便開始呼籲政治改革，並在北京市西單民主牆張貼不同政見的大字報[62][63][64]。此時允許民眾宣傳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短暫時期，又被稱作「北京之春」。但爾後魏京生在1979年3月遭到逮捕[65]，西單民主牆也於同年12月時被迫封閉[66]。1986年夏天，曾於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天體物理學教授方勵之開始在中國各地大學展開個人訪談之旅，主要談論的內容包括自由、人權、權力分立等內容[67]。隨後方勵之成為當時社會大受歡迎的人物[68]，他的發言記錄也在學生間廣為流傳[69]。

對此鄧小平曾警告方勵之主張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和多黨制度，將意味著損害中國的傳統價值觀、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力[69]。受到方勵之的演講、以及世界各地爆發的群眾運動影響，學生在1986年12月發起抗議活動，反對改革開放的步伐過於緩慢。其中參與示威遊行的學生提出許多訴求，這包括有經濟自由化、民主、法治等要求[70]。雖然這次抗議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進行，但很快地學生運動便蔓延至北京市等各大城市。對此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階層感到驚慌，並開始指責抗議學生試圖煽動文革式的動亂[71]。

之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被中共內部指責對抗議活動的態度過於軟弱，以及因為沒有適當處理這次事件而引起社會動亂。胡耀邦遭到保守派人士大力譴責後，在1987年1月16日被迫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但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71][72][73]。在胡耀邦辭職後，中國共產黨則進行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開始針對支持胡耀邦觀點、政治自由化和西方風格者進行打壓[74][75]。這項運動也制止了學生運動的發展，並且使得政治環境一度封閉起來，但胡耀邦也因而獲得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改革派人士、知識分子以及學生們的歡迎[76][77]。

發起
胡耀邦逝世
主條目：胡耀邦之死
參見：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
1989年4月15日，曾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而逝世，隨後引起學生強烈迴響與悼念，並成為群眾聚集的最初動力[17]。大學校園裡陸續出現許多歌頌胡耀邦的宣傳海報，呼籲政府重新審視胡耀邦的觀點[78]。幾天過後，大多數海報開始提到更加廣泛的政治問題，包括有新聞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員貪污問題等[79]。4月15日以後，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同一天，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北京當地學生陸陸續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4月16日，位於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學生也開始組織類似的小規模學生聚會[80]。

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了紀念胡耀邦而製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81]。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共同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後來自不同背景的演講者舉辦公開演說，內容包括有紀念胡耀邦、討論社會問題等。由於被視為將阻礙人民大會堂的運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眾的聚會，並試圖說服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很快地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遊行[80]。兩隊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後，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

隨著活動規模的增長，聚會活動逐漸演變成為示威抗議，學生們開始向政府起草並提出7項要求：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盡快公布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布詳情。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81][82][83]。

新華門事件
4月18日上午，學生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一些群眾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吟唱愛國歌曲，另外學生也在天安門廣場上主辦演講活動[84]。與此同時，數千名學生則聚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華門處，要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高層和學生之間展開對話[85]。警方隨即限制學生進入中南海內部，學生則決定原地靜坐示威以表達不滿。4月20日，大部分學生已經被說服離開新華門；不過之後警方便以警棍強制驅散仍堅持繼續靜坐的200名學生，雙方之間隨即爆發小規模的暴力衝突[86][87][88]。

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虐待，有關警察採取暴力驅離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89]。

新華門事件激怒了許多校園裡的學生，許多過去沒有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學生也因為這次事件，而決定加入抗議活動[90]。在這段期間，一群自稱「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到處發布兩份具挑戰中央領導集團統治的傳單[91]。

4月19日，立場靠近改革派的報紙《世界經濟導報》決定出版紀念胡耀邦的專題報導。其中一篇由嚴家其所撰寫的文章中，便對北京市學生發起的抗議活動給予正面評價，並且呼籲重新審視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臺的作為。不過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場漸趨保守後，江澤民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刪除相關的長篇敏感報導內容，但《世界經濟導報》則以空白頁刊登的方式抗議文字審查[92]。最後江澤民馬上解除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93]，其果斷的行動贏得黨內元老的正面評價[94]。

學運組成
由於胡耀邦曾經出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職務，中央決定為其舉行國葬，儀式最後決定在4月22日舉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達命令封閉廣場以舉辦葬禮。約有十萬名學生則在前一天晚上無視命令，遊行進駐至天安門廣場[95]。在4月22日當天，包括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內的中國黨政領導高層皆前往人民大會堂內部參加典禮，並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發表悼念詞，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儀式。

儘管整個國葬過程向學生直接播出，然而由於紀念活動只持續了40分鐘便宣告結束，使得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情緒更為高漲[14][96][97][98]。雖然保安人員封鎖了人民大會堂的東大門，但仍有數名學生共同突破封鎖線。隨後有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表示要提交請願書，並要求獲得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接見[99]。然而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出現，這使得絕大部分學生感到失望與不滿[99][100]。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間，學生們開始籌劃成立真正的活動組織[80]。

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京大學學生王丹、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隨後北高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專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抗議訴求[101]。然而這樣一個獨立於管轄範圍外的組織成立，挑戰了中國共產黨對學生的管理地位[102]。另外一方面，位於湘潭市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且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持。同時武漢市當地的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共同抗議湖北省人民政府[103]。

然而在4月22日黃昏，長沙市和西安市爆發了嚴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暴徒縱火毀壞車輛、房子，並且搶劫靠近西華門的商店[104][105]；而在長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搶劫，最後這兩個城市共有超過350人遭到了逮捕[106]。

隨著國家局勢變得更加動盪，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立即與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多次會議。對此趙紫陽強調要求學生停止進一步的抗議活動，而各自回到大學就讀；他亦要求動用所有必要措施來解決動亂行為，而不同級別的政府應該與學生進行開放式對話[15]。國務院總理李鵬則要求趙紫陽譴責示威群眾，並認為應該要採取更加積極的防治措施，不過趙紫陽最後駁回了李鵬的看法。儘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高層就回應學生運動的方式意見分歧，而與趙紫陽關係密切的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等人也建議趙紫陽繼續留在北京市密切關注事態發展[80]，但趙紫陽仍然依照原計劃，應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的邀請，於4月23日飛往朝鮮進行國事訪問[107]。

四二六社論
主條目：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趙紫陽前往朝鮮後，便由留在北京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鵬代理領導黨政機關。4月24日，李鵬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以及國務委員兼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長陳希同會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對此北京市官員想盡快解決危機，並認定抗議活動是一場陰謀，旨在推翻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主要黨政領導人。

在總書記趙紫陽缺席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認為必須立刻向示威群眾採取態度堅決的行動[107]。4月25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採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藉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藉此抑制示威活動因為不斷傳播而擴大[108]。

這次會議成為中國共產黨高層首次對抗議活動的正式評估，而重要問題的決定仍然以鄧小平的意見為準。李鵬隨後依照鄧小平的意見下令起草一份公報，並向中國共產黨各個機構和高階官員要求應該設法對付示威群眾[109]。4月26日時，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110][111][112]。然而這項聲明激怒了學生，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故意要對付抗議活動。最後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持學生活動[108][113]。

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下[114][115]，有五至十萬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經由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116]。學生團體成功通過警方設立的封鎖線，並沿途接受以工廠工人團體為首的市民廣泛支持[14]。組織活動的學生領袖希望藉由這次遊行展現其愛國性質，特意淡化反對共產主義的口號；其中遊行學生主要強調「反官僚、反貪腐、反任人唯親」這一問題，不過學生仍強調會繼續「擁護共產黨」[113]。這次示威遊行迫使中國政府做出讓步，同意與學生代表會面。4月29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會見由政府批准的學生社團代表[117]。儘管會談中討論了包括報刊編輯、新華門事件、民主自由等廣泛議題，並獲得一些實質成果，然而包括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則表態拒絕出席[118][119][120]。

局勢緩和
4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從朝鮮平壤返國並重新掌握黨政權力。然而隨著外界要求中國政府對學生示威活動的態度更為軟化後，內部相關的討論衝突反而更為加劇。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主張繼續與學生展開對話；以國務院總理李鵬為首的強硬派，則主張應該強硬地反對抗議活動繼續進行。在5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上，趙紫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一議題有所衝突。當中趙紫陽認為先前強硬派的作法已經證明並無實際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別允許這次活動才是唯一的選擇[121]。

對於李鵬認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應該優先於任何事項，趙紫陽則反駁說中國共產黨應該表態支持擴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一步的對話[122]。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間發表了兩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123]。

趙紫陽發言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一種愛國表現[124][122]。在5月4日當天，有十萬名學生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125]，同時再度重申先前示威遊行所提出的要求[126]。趙紫陽的發言實際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127]，這讓很多大學生都滿意政府所做的讓步[128]。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128]。

升級
學生分歧與絕食
正當學生自治會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經準備和中國政府展開對話之際[109]，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領袖不願意由正式對話代表團單方面控制整個抗議活動[129]。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生領袖要求採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

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一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129]，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130]。

最後學生決定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契夫高調對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前兩天，自5月13日開始展開絕食抗議[131][132]；其中學生領袖認為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藉由絕食抗議便能作為籌碼來迫使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此外絕食獲得社會大眾廣泛的同情，進而使得學生運動成為一種道德行為並且受到群眾的追捧[133]。

而北京的抗議活動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市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134]。整體來說於天安門廣場上進行的示威活動仍保有秩序，來自北京不同地區的大學學生每天發起遊行以表達抗議要求並且表示團結，同時許多學生也會在行進過程中齊唱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著名的《國際歌》[135]。

蘇共總書記訪華
主條目：1989年戈巴契夫訪華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是1950年代末中蘇決裂後第一位正式訪問中國的蘇聯領袖，兩國關係惡化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曾於1959年訪問中國，作為國賓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10週年大會。蘇聯領袖相隔30年再次訪問中國，象徵兩國關係改善，因此中國領導人非常重視這次國事訪問[136]。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時有關採訪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明顯地開放，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然而由於擔心示威活動將會失控，鄧小平要求在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期間應該清除廣場上的抗議群眾。

為了達成鄧小平的要求，趙紫陽決定仍使用柔性辦法並且指示他的下屬馬上與學生進行談判[133]。趙紫陽相信此時仍能夠成功藉由愛國主義吸引學生的關切，並且讓學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蘇首腦會議期間讓其他人士知悉內部有動亂跡象的話會使得全國難堪。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召開緊急會議[137]，並且邀請到重要的學生領袖以及包括劉曉波、陳子明以及王軍濤等知識分子[138]。閻明復說表示政府已經準備與學生代表展開直接對話，但前提是學生必須先撤離天安門廣場以舉辦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歡迎儀式，這樣也使學生領袖們之間陷入分歧[139]。

5月14日時，以戴晴為首的知識分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的許可之下直接通過政府審查在《光明日報》提出意見，呼籲學生應該要盡快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是許多學生卻認為知識分子是為了政府發言而拒絕做出讓步[134]。當天晚上，以閻明復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和項小吉展開正式談判，其中閻明復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且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139]。雖然閻明復的誠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學生願意達成妥協，但是隨著不同派系的學生間無法事先進行協調或者提出連貫的要求而使得會議變得越來越混亂，不久學生領袖在得知政府並不願意承諾公開直播問題的談判過程後宣告會議無限期中止[140]。